莱布雷希特专栏:瓦格纳没有焦虑的天才

瓦格纳将他的听众分为两类人,一类人看完他的歌剧后想去吃晚饭,另一类人则想侵略波兰。作为有史以来最具煽动性的作曲家,他是一个具有不可抗拒磁力的暴徒,一个身后血迹斑斑的破坏者。我的一位老师因为希特勒而背井离乡,他对瓦格纳的介绍如下:“理查德·瓦格纳——愿他的名字和记忆被永远抹去——是(深深地叹气)一位非~常伟大的作曲家。”这能说明一切。

小时候,当继母带我去看她最喜欢的歌剧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让漂泊的荷兰人找到一点安宁,一个年轻的女人却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大都会歌剧院,随着詹姆斯·莱文把我们拖进了那个被称为《帕西法尔》的准基督教仪式,我看着我的手表指针滴答划过了凌晨一点。生命,至少我的生命,对于瓦格纳来说,可能会显得太短。

我曾经历过四轮“指环”(指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编者注)的考验,被《纽伦堡的名歌手》所催眠,被《罗恩格林》的冗长所迷惑。而每次都让我心动的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它将一个和弦的解决悬置了近四个小时,堪称所有典籍中时间最长的金枪不倒术。

满怀着对此等密宗功力的敬畏,我也曾朝拜过圣地——直到目睹老瓦格纳的后人还在为默克尔和其他德国精英们的利益来举办演出时,决定不再造访拜罗伊特。我在拜罗伊特第一次感受到,身体会被艺术沾染。今年的新冠疫情,不会在我的灵魂中留下环形的空洞。

这使我站到了《纽约客》评论家亚历克斯·罗斯(Alex Ross)的对立阵营,他那本名为《瓦格纳-主义》的重磅新书认为,瓦格纳是“音乐史上影响最广泛的人物”——可能比在书的封面上大喊“奇迹”的演员斯蒂芬·弗莱的影响更大,这样的观点将其置于理性讨论之外。不过,我还是要试着讨论一下。src=),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20年9月版 style=width:600px; src=

罗斯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分析家——在这本书第66-67页中,他对特里斯坦和弦的剖析堪称调性分析的大师级作品——他认为,从瓦格纳的时代到当今,在我们的艺术和社会的每一个主要运动中,都留下了瓦格纳的印记。他从英国的后印象派开始,渗透到波德莱尔和法国的病态美学,也包括了沃尔特·惠特曼和美国的梦想家,从马塞尔·普鲁斯特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从弗里德里希·尼采到雅克·德里达的哲学。在我们周围的建筑中、在我们观看的电影中、甚至在我们对艺术作品应该像九部《星球大战》电影那样以套装形式出现的期待中,都能找到瓦格纳的痕迹。

罗斯书中认为约翰·凯奇的即兴创作和安迪·沃霍尔的“工厂”都是“瓦格纳效应”的遗迹,这一点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但我们不能轻视那些从拜罗伊特获得灵感的创作者的数量(在两方面意义上),艺术方面是积极的,政治方面是负面的。关于希特勒对瓦格纳的痴迷,已经没什么可多说的了,但我从来不知道列宁从瓦格纳歌剧中感受的震撼如此强烈,使他不得不在第一幕之后离开剧院。斯大林用自己的地狱取代了瓦尔哈拉,直到纳粹和苏联签订协议后,他才让瓦格纳重新爬进爱森斯坦电影的配乐中。

瓦格纳对政治家有什么影响?当我之前在拜罗伊特看到高文浩和欧思邦这两位英国内阁大臣时,不禁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感到一阵恐惧——看看后来发生了什么。瓦格纳将渴求权力的人最糟糕的一面展现出来。德文中“自大狂”这个词是“Grossenwahn”,可以拆字解释为“大妄想”。这就是瓦格纳所做的,对正常事物不计后果的重新排序。他将自己的房子命名为Wahnfried,意思是疯狂之后的和平。他是个威胁者。

罗斯的书里有一章是关于瓦格纳的同性恋一面,很有意思。同性恋且半疯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作为他的赞助人,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荒唐的,而瓦格纳只是鼓励他更加痴狂,他们之间的通信可以说一直试图成为男女之间的那些事。罗斯写道:“瓦格纳一生都在追求一种雌雄同体的理想,在精神上合并两性。”虽然对他的妻子们来说,他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但他在《帕西法尔》中追求无性,“将雄性化提升到了宗教的层面”,其中“救世主通过克服性别的双重性来救赎世界”。

奥斯卡·王尔德、奥布里·比亚兹莱和托马斯·曼都对他的性暧昧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托马斯·曼的小说《威尼斯之死》既是对瓦格纳主题的呼唤,也是对其的认可,正如柏林评论家阿尔弗雷德·科尔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使被文化上的中产阶级所接受”。

在我的印象中,无论是性取向还是宗教信仰上的少数派,都会因为其关于容忍和越轨的看法而被瓦格纳所吸引。他的歌剧触犯了《圣经》中的通奸和禁忌。他要摧毁这个伤害那些与常人不同的人的世界。他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说话,将他们的投枪当面掷向成为崇拜对象的体制,让大歌剧院的精英们谦卑地臣服于他的艺术。虽然亚历克斯·罗斯列举了他在创作中面对各个阶层的征服实例,但我不确定他是否完全掌握了他对我们颠覆性潜意识的吸引力。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对此踌躇不决的人。了解瓦格纳歌剧的弗洛伊德,在他的分析中却奇怪地缄口不言。

冒着破坏自己论述的风险,罗斯引用了尼采的话,主张关于瓦格纳的任何陈述都不应该省略“也许”这个词。我在翻过了六百多页后,才看出他的缺陷。罗斯说,瓦格纳是——也许是——音乐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不是。去掉巴赫,就没有历史了。去掉贝多芬,一切都会停滞不前。去掉威尔第,就没有意大利歌剧。没有斯特拉文斯基,就没有20世纪。然而,去掉瓦格纳,其它的音乐仍然会不顾一切地继续发展下去。瓦格纳是一次性的,一个自我,一个不安分的挑衅者。对瓦格纳主义者来说,他是所有艺术的融合体。对于像我这样的瓦格纳怀疑论者来说,他是一次基因突变,是一个没有焦虑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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